20世纪50年代中期英国哲学家Austin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Austin首先区分了两大类话语:“言有所述”(constative)和“言有所为”(performative)。他认为“言有所述的话语是可以验证的,或真实,或谬误;而言有所为的话语则是不能验证的,它们无所谓真实或是谬误,它们是被用来实施某一种行为。”但是这一区分得出的结论并不能很好解释人们通过语言实施的各种行为,所以他重新建立了一种新模式来对其进行解释。Austin认为一个人在说话的时候,同时实施了三种行为:言内行为(locutionary act)、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和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 act)。言内行为指的是“说话”这一行为本身,即指发出语音、音节、说出单词、短语和句子等,即通过言说表达字面意义。言外行为是通过“说话”这一动作所实施的一种行为。换句话说,人们通过说话可以做事,达到各种目的,如发出命令、传递信息、问候致意等。言后行为是指说话带来的后果。通过“说话”,对听话人的行动、思想、感情等产生影响的行为。Searle对言语行为的发展是建立在对Austin言语行为理论的批评和修正的基础之上的。Searle认为“每个句子都具有一定的潜在的言外之力,这些言外之力是句子意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句句子所能够用来实施的言外行为是这句句子的意义的一种功能。”所以,Searle认为没必要区分言内行为和言外行为,他用命题行为取代了Austin的言内行为。 
　　Grice会话含义理论与合作原则。双方或多方不断轮流地说话就形成交谈。人们说话时通常是直截了当地说出内容,但有时也有含蓄地表达的内容。在我们所说的话和说话的用意之间常有一定的距离,这种话语的用意就是“会话含义”。Grice认为在交际中,双方都应该遵守一定的原则,从而他提出了合作原则,包括四条准则:数量准则、质量准则、关联准则、方式准则。 
　　关联理论是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他们认为语言交际是一种有目的、有意图的活动。在交际过程中,说话人要引导听话人识别自己的目的,而听话人则要利用说话人的话语去推导说话人的用意。成功交际的关键在于说话人向听话人说出一个可以推理的话语,其次听话人能否从说话人的话语中获得一定的关联信息来推断说话人的意图,即交际双方的“认知环境”具有共识,“认知环境是由一系列可以显映的事实或假设构成的集合。这些信息构成一个人理解话语的潜在的认知语境”。当话语提供的新信息与认知环境中的一些旧信息作用产生关联信息,形成新信息,显映的事实或假设在这个语境中就具有了关联性。而话语的关联性决定了推理过程的成功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