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语文教育从来就是不注重文学素养的培养的。李正宣在《古代语文教育的探索与思考》中指出：“古代语文教育是非专业化的。1904年“癸卯学制”产生，语文开始独立设科，称“国文”。在此之前的三千余年里，都没有严格分科意义上的语文教育。古代语文教育是传“道”的教育。文本身就是道，教书必然传道，读书必然学道，阐释也是传道。” [1] 现在的语文不仅仍然要与政治、历史、哲学等学问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增加了语法、逻辑、修辞、广义的文学和科技论说文；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教育的内容和任务，在理论上仍然争论不休，实践上也有不少问题。[1]现代的中小学语文教育同样存在着两种倾向：用“政治思想教育”取代语文素养的培养和过分强调语文的工具性[2]。早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大有识之士对这些不良倾向提出了批评，并试图提倡文学教育。这些想法和措施在《语文课程标准》正式颁布实施以后取得了重要进展。《语文课程标准》对语文课程的任务作了明确的指示：“语文教学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 [3]。语文教育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语文教学开始强调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开始注重“文学教育”、“人文教育”、“生命教育”等被传统“应试”观念忽视的个性化素质教育，注重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4]。方智范在《语文教育与文学素养》中强调了语文教育中文学审美教育的重要作用：“语文课的言语作品教学，理应是活泼的生命活动，文学鉴赏也必须着眼于生命整体的美；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必得把自己的整个心灵，包括我们的生活和经验、思想和感情、感觉能力和思维能力，集中灌注到作品中去，与之契合，与之拥抱，在阅读和鉴赏中，激发起我们相应的情绪体验，在心灵与心灵的沟通交感中，获得思维的磨砺，精神的启悟，审美的愉悦。”[4]

但是在“语文素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文学素养”，还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尽管教师们意识到了“文学素养”的重要性，可是在现实的教学环境中依然受到应试教育体制的约束，放不开手脚全力推行文学教育。中小学的语文老师对“文学素养的培养”作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在理论上虽然不能有大的建树，但毕竟为中小学文学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